| 2006“新资本论”：10大经济要素之变 加入WTO五周年，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刚刚过去的2006年仿佛股市K线图上5日均线上穿30日均线一样，使这个“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平添了不少技术性变量的色彩。 为了帮助国内CFO们系统地梳理这一年宏观经济基本面上耐人寻味的变化趋势，我们不妨将马克思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生产三要素”非学术性地扩展为土地、金融、环境、制度、劳动、科技、贸易、教育、消费和保障10大经济要素，条分缕析地看一看这一年上述10大经济要素发生了哪些值得重视的趋势性变化，从而在技术角度上来研判宏观经济的中短期变化态势。 表面看来，上述10大经济要素在这一年的变动，从单点上看似乎是呈现随机分布的布朗运动，但如果结合彼此之间的关联关系再梳理，很可能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聚集了全社会对于宏观调控的主要注意力的土地方面，如果剔除掉大量的关于房价和地产商道德问题等干扰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不断地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产出能力将是国家更着力引导的方向。据统计，某省会城市的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2001年每公顷土地工业产值165万元，比该市一般工业用地每公顷188万元的产出水平还低。 再比如，劳动力价格的攀升，人民币汇率的加快上行，环境保护更加严格等等，众多经济要素的变化都在提高企业的运行成本。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粗放的资源高消耗低产出的企业注定要遭到淘汰。同时，社会保障机制覆盖面的一再扩大，粮食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两税合一”政策的行将出台，都在意图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基础，并提高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首席财务官》杂志抛开了国内财经媒体常见的纷纭繁复的年度新闻事件总结的作法，而力图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来构建一个能够帮助国内CFO阶层探寻合理的商业计算框架。我们相信，算清了这些“大数”，对本土企业的业务战略和财务战略大有裨益。 地： 稀缺下的优化供给、遏制投机和提高产出率 尽管相当多的人认为，在这一年里频繁出台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抬高房价的作用。但土地价格的上升无疑是一个短时间内不可更改的趋势，在这背后，土地的稀缺性和其经济产出效率的“良币驱逐劣币”效应将长期伴生于土地价格的左右。 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包括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以上被称为“国六条”的措施拉开了2006年房地产调控的序幕。12天后，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国办发(2006)37号)，人称九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而且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了量化规定，提出90平方米、双70%的标准。 在《首席财务官》杂志看来，这些措施的目标所指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供应端进行“格式化”。比如地产商应更有自有资金实力，住宅户型的变化则充分显示了管理层对土地稀缺性的超前认识，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则使整个市场化的房地产的供应能够兼顾公平和稳定。 而在此之后紧锣密鼓出台的诸如《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74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通知》和《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则无疑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在需求端进行“格式化”。比如，遏制国内房地产的短期投机行为，压缩外资热钱利用投资房地产来博取人民币升值的投机空间。 与此同时，国家管理部门对土地稀缺性的忧虑已经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动作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有国土资源部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直接造成了10年减少1亿亩土地，还因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土地，而如果考虑到用地质量的因素，土地浪费的现象将会更加触目惊心。1996年之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化率由30.48%上升到2002年的39.09%。与此同时，土地粗放利用和浪费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一些地方政府用地观念落后，一味着眼于新占地、多占地，而不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好存量土地，城市建设用地已经面临总量失控、结构失衡的局面。 另一项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表明，1990年到2004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由近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近3.4万平方公里；同期，41个特大城市主城区用地规模平均增长超过50%；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为2.28，大大高于1.12的合理水平。 据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董黎明介绍，目前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高达130多平方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城市建设用地水平。 以2005年的全球GDP排名来看，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2．455万亿美元）、日本（4．505万亿美元）、德国（2．781万亿美元）。在媒体和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计算看在哪一年能超过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以25倍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却只创造出日本一半左右的GDP。也就是说，日本单位土地的平均经济产出量高达我国的50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只有那些努力在更高的土地成本下创造出更多经济价值的工商业态才能更好地存活下来。 劳动： 效率与成本交互上升的双螺旋 2006年中以来，各地再次纷纷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而其中发达地区城市上调最低工资的力度无论在频率、幅度上，都比中西部省市要大。从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和深圳来看，三地均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北京由每小时不低于3.47元、每月不低于580元，提高到每小时不低于3.82元、每月不低于640元；上海则是从1993年以来已经连续13次（每年一次）调高最低工资；而深圳2006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方案为：特区内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66元，每月810元，比上年度增长17.4%；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2元，每月700元，比上年度增长20.7%。 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上调，是国内劳动者所占GDP分配率长期过低所引发的被动性调整所致。分配率中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公平。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27%。而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全国平均在12%～16%之间，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不过15%～20%之间。 呈现连续性上升变化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是显示了国内替代性最强的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从国内就业形势的供求关系而言，在中短期内这部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相对有限。根据国家发改委年初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同时预计2006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 而与此对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趋势是，数以百万计的高级技师缺口正在日益扩大。 据统计，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约有7000多万人，约占从业劳动者的50％。其中，初级技工4200多万人，约占60％；中级技工2520多万人，约占36％；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280多万人，约占4％。劳动力市场中，高级人才供不应求，中、高级技工的缺乏尤为突出。“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已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增长15%～20%，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照此推算，我国现有高技能人才数量对比企业需求，还有几百万人的缺口。 200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见》，这已经是近三年来有关大力发展高级技师的第五个国家级动作了，而且“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把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用于发展职业教育。但企业自身的努力在就业结构的调整中也至关重要，别忘了美国企业在职培训的投资已从1991年的占职工工资总额的0.5%增加到了目前的20%。 从这个角度上说，也许本土CFO们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在企业预算管理中最不应该压缩和砍掉的就是培训费用。 既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无可逆转，那是否会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和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呢？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是一项最重要的、至今仍然没有受到挑战的经济学普遍原理，而支撑它的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查”显示，从1995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调查”显示，从1995到2005年的10年间，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总体水平以年均20.07％的增长速度快速提高，从1995年的5.74万元/人增加到2005 年的35.7万元/人。其中，大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21.35％，分别比中型和小型企业高出3.63％和13.19％。 而从行业划分上看，由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初期，在新一轮投资高速增长的驱动下，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于轻工业。1995～2005年，重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9.1％，比轻工业高出2.9％。 这一数据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外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和增速都显著高于非外贸企业。近10年间，外贸企业和非外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分别由1995年的7.46万元/人和5.86万元/人提高到2005年的44.13万元/人和25.4万元/人。其中，外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9.45％，比非外贸企业高出3.66％，差距非常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际贸易领域竞争异常激烈，外贸企业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持比较优势；二是外贸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可以直接获得外方的技术和人员支持，迅速提高技术水平，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在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将会采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进行化解，进而将有助于提高整体竞争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3年美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是83986美元/人，日本是70234美元/人，韩国是34651美元/人，而我国5000户企业2003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26992美元/人。相形之下，国内劳动力成本绝对值低廉的优势在发达国家高劳动生产率之下遭到了相当大程度的削减。 当然一个至关重要的好的迹象是，1995年以来，我国5000户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1995～2005年的年均增速为20％，远远高于美国1995～2004年年均 5.8％的水平，并且继续保持着这种发展势头。 或许，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将以交互上升的双螺旋结构成为国内“劳动”这一经济要素在中短期的常态。 金融： 价格开始走向真正的市场化 如果仅用一个关键词来涵盖2006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变化，那就是——价格。 通常来说，在一个有效的市场内，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在于供求关系和内在价值，而2006年的中国金融市场在上述两个因素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变化。 先来看货币市场，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人民币汇率单边上扬和抑制流动性泛滥。 由于2005年7月21日，我国历史性地放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管制。由于人民币币值事实上的低估，以及外资热钱纷纷流入，国内豪赌人民币升值，在双重压力下，人民币汇率2006年的走势基本上处于不断升值的势态。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汇率首次触及8的整数关口，并于2006年7月19日成功突破8，之后开始加速升值，到年底收在7.81附近，较汇改前累计升值近6%。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李扬新闻,李扬说吧)认为，造成人民币单边升值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从内部看，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是内因。从外部看，美国经济疲软导致美元加速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走向市场化，这从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国家（地区）货币的汇率升、贬互现中可见端倪。2006年人民币兑欧元汇率略有贬值，对日元略有升值，对港币升值明显，对英镑则在波动中贬值。而央行也根据市场的发展不断推出改革配套措施，以此促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不断深入完善。 在抑制备受争议的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上，央行采取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力度来回笼流动性货币。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在2006年连破15万亿元和16万亿元大关，外汇储备也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亿美元。由于过剩的流动性推动了银行快速放贷，促使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经济显露出过热的迹象。央行一方面在公开市场 更多>>相关新闻 - ·初步测算去年经济社会发展:GDP增长10.5%突破2...(01/13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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